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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开发者生态系统现状报告
知乎大佬解析 Ilya 最新言论：预训练即将终结！
本文讨论了 Ilya 在 NeurIPS 2024 上提出的预训练技术即将终结的观点，并深入分析了预训练技术遇到的问题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文章指出，尽管预训练技术通过扩大模型参数和数据量曾有效提升智能系统性能，但现在正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 业界正在探索合成数据和智能体等新方向，以期突破自然数据的瓶颈并提升模型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特别地，o1 reasoning 技术以其独特的输出模式和推理能力，可能成为推动 AI 技术发展的新动力。 文章最后强调，尽管预训练技术面临挑战，但新的技术方向为 AI 领域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性。
💻 技术文章
各种技术的应用和实践方法，包括各种技术文章、教程、实践案例等内容
如何实现视频旋转缩放
单体架构和微服务架构到底哪个好？
文章探讨了架构的发展历程，从原始分布式时代到单体架构时代，再到 SOA 架构时代，最后是微服务架构时代和无服务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点和适用场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业务需求的变化，架构也在不断演进。 原始分布式时代通过多台计算机的协作来提升系统规模，但面临着远程调用的复杂问题。 单体架构因其简单性和自然性成为主流，但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其隔离性和技术扩展性问题逐渐显现。 SOA 架构强调服务的复用和标准的制定，但因其复杂性和成本逐渐被微服务架构所替代。 微服务架构抛弃了 SOA 中的许多约束和规范，回归到透明简单的初心，并提倡以实践标准代替规范标准。 无服务时代则是云计算技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主要涉及后端基础设施和函数，进一步简化了服务的管理和部署。
在选择单体架构还是微服务架构时，需要根据系统的复杂度和业务发展来决定。微服务的使用需要满足一些必备条件，包括组织中需要有对微服务架构有充分理解的专家，以及系统需要具备自动化与监控度量能力。 实践微服务需要根据团队规模和业务发展阶段来决定，小团队可以从单体服务开始，随着业务发展逐步拆分成微服务，而大团队可以通过领域建模将系统划分为多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由一个小团队负责，并逐步部署为独立的服务。
很有共鸣：为什么大部分人用不起来 AI？可能还没体验到效率飞升的 Aha Moment (顿悟时刻)
大家都在谈 AI，都觉得 AI 很重要，可是真正把 AI 变成工作伙伴的人凤毛麟角。
大部分人使用 AI 的时候：
要么完全忘记了还有 AI 这个选项 要么不知道 AI 能做什么 要么觉得用 AI 比直接做更麻烦 就算知道可以用 AI，还要面临一系列的心智负担：
要打开一个新的网页或软件 要思考如何描述自己的需求 要担心 AI 会不会理解错误 要检查 AI 的输出是否可靠 要把结果复制粘贴回工作界面 这些步骤每一个看起来都很简单，但是加在一起就会让人不自觉地想：算了，还是自己来做吧。
破解之道就是硬着头皮先用用再说。一定要有耐心，抱着了解未来趋势，提高自己效率解放生产力的决心去用。
一次两次给不了你想要的，第三次你就知道往哪个方向说更好了，也知道自己想要的效果需要通过哪几个层次和标准去约束。
花太多时间去 push ai 做 ai 不擅长的事情，发现这个环节自己做最方便，就把适合 ai 做和适合人做的事情分开了。
🔧 工具资源
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提高工作效率，包括各种技术工具、软件、插件等方面的内容，各种技术资源、免费课程、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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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你直接访问下面这个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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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直接定位到网页中第一次出现这个文本的地方，浏览器自动为你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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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白盒子构建指南》毕业，仅需 2G 显存，手搓关于 LLM 的一切！
该项目的亮点在于其全流程从零手搓的特点，包含了 LLM 全流程，从 Model 到 pretrain，RAG，Agent，Eval，打造了一个全栈教程。与大型的算法包不同，该项目的代码对初级开发者来说更简洁清晰，更“白盒子”，使得学习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和掌握大模型的内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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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
日本“失落的一代”究竟经历了什么？
日本“失落的一代”是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就业岗位的大幅减少。泡沫经济的破裂导致了就业市场的急转直下，企业大规模裁员，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平成青年形成了与昭和年间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崇尚个人自由，对工作不再无条件忍耐，从物质渴望转向精神层面的向往。泡沫破裂后，日本家庭负债率和银行坏账率大幅上升，大学生面临教育支出压力，毕业后就业市场不景气，导致结婚率和生育率大幅下降。职场“疤痕效应”影响了这代人的后续职业发展，经济衰退期对就业和收入产生持续负面影响。面对这些挑战，人们需要转变学历观念，工作的优先级高于学历提升，转变消费观念，稳健储蓄，转变就业观念，适应多变的工作环境，并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你不能只在过得不好的时候才想起你爹”
讽刺的是，媒体对于东来的批评看似站在“员工自由”一边，但实际上却忽略了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彩礼和婚礼攀比文化本身对自由的剥夺，很多普通人因为社会习俗而不得不陷入高额彩礼和大操大办的陷阱。 一方面，当一些资本家被舆论攻击时，这些媒体会大声疾呼“爱护民营经济”“不破坏营商环境”；当大厂 996 和加班文化干涉员工生活的时候，很多媒体沉默以对；面对胖东来这样一个敢于制定相对进步价值观的企业时，呼吁的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曲解、阴阳和攻击。 胖东来倡导员工以独立、自信的方式生活，推动合理的婚姻和消费观，这本是符合国家推动社会风气向好发展的号召。令人遗憾的是，彩礼等封建习俗的遗存，用女权主义的话说，彩礼是父权制残留，居然要靠一家所谓的“家长制”企业去反对，而不是由更多的媒体来正面引导。在这场舆论风波中，谁在真正地为社会的进步负责，群众是看在眼里的。 相信不少零售业的管理者都有到胖东来取经，但为什么总学不到精髓？这里想起零售圈内的一个趣闻，某企业总经理在了解到胖东来的售价和服务质量均高于自家，也就是服务好，然后回去说要把服务整上来，但有人提到胖东来工资待遇的时候，总经理立马回应说，“年轻人，目光不要这么短浅。”就堵回去了。本文的重点也不是去重复那些或捧杀，在笔者看来，所谓“全国独一份的神迹”本身就是一种环境的悲哀。 我们也能从胖东来模式中窥见资本主义的矛盾性——或者说，这一模式背后，我们也可观察到资本主义中常见的问题。 像胖东来这样的高福利、高服务的公司，实际上很难做到公私分明。它必然会呈现出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意味着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对员工的生活和私人事务有责任。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家长制”并不等同于封建落后，而是企业对员工私人利益的高度关切。一个人不能同时想要公私分明，同时又想要自己的私人利益被旁人在经济领域内关爱保护。可以说，现代福利国家也是家长制国家伦理的体现。 一个人不能在要求资本主义式“公私分明”的同时，又希望自己的私人利益被经济领域中的他人保护关爱。如果你想要前者，你就选择马斯克，如果你想要后者，我们就去探索，去重新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与价值——不能既要又要。
付鹏 2024 年终回顾与 2025 年展望——对冲风险 VS 软着陆
全球变化的思考：
- 从 2016 年开始，世界进入重大变局，全球化趋于右翼化和逆全球化。
- 各国的资本运作和经济逻辑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不要用过去四十年全球化的惯性思维无法解释当下。
中国经济观察：
- 中国经济从 2019 年开始显现一个重要矛盾，前核心在于内部有效需求不足。
- 中产阶级的陨落和消费降级对经济冲击最大，需求端和杠杆模式已难以持续。
- 调研中发现，从底层到中层的消费行为变化显著，如预制菜普及和低端消费崛起。
意识形态与经济周期：
- 社会经济周期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周期（左倾和右倾）。
- 当前全球正处于极端左翼到右翼的转变中，政治变动主导经济和市场。
投资与市场观察：
- 国内经济环境市场投资需关注结构性机会，而非简单的宏观经济增量。
- JQKM 逻辑揭示中国产业特色：JQ 政策驱动产业崛起，但 K 过剩时产业会进入竞争淘汰, M 变成了类债券型
全球经济格局：
- 美国和中国均面临内外矛盾。
- 日本三十年以“代际分配”完成了内部分配的调整，未来的核心不是总量增长多少(哈哈，牺牲我儿子跟你们讲啥叫代际分配)，而是这种分配带来的；
- 新兴市场面临汇率压力和资本流出危机。
中国经济现状：
- 内需疲软，供需双弱；居民部门继续加杠杆难以为继。
- 消费降级和中产阶级的萎缩对经济形成冲击。
- 再分配成为提振内需的核心手段。
行业结构性机会：
- 行业分化明显，投资需关注“富的”和“穷的”。
- 年轻人和老年人消费是关键，中间层消费受挤压。
- 半导体行业尚未进入高峰，但未来将是关键领域。
政策与市场逻辑：
- 中国经济政策更多是间接税，例如通过房地产实现间接税收。
- 当前政策工具受限，财政、利率和汇率间需保持微妙平衡。
经济再分配的必要性：
- 中国需从增长导向转向分配导向，否则难以打破富者恒富的循环。
- 债务化解需通过结构性调整，而非单纯依赖消费刺激。
人口和杠杆压力：
- 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带来的长期经济压力需政策关注。
- 杠杆的持续下降对经济模式提出挑战，需转向减杠杆政策。
社会意识的警醒：
- 全球政治右翼化趋势加剧冲突，各国需警惕战争风险。
- 国内需打破盲目乐观和极端民族主义，回归理性判断。
- 国内投资：
- 关注政策早期支持的行业，远离中期或已过剩的行业。
- 消费降级趋势中寻找符合新消费结构的机会。
- 海外投资：
- 新兴市场债券仍有机会，但需关注违约风险。
- 美股今年表现异常(高估值高回报和低波动率并存)，未来需关注估值调整和波动上升。
- 个人投资策略：
- 放弃中产消费目标，要么做高端奢侈品市场，要么聚焦低端刚需市场。
- 关注年轻人兴趣消费（如二次元、动漫）和老年人健康医疗需求。
- 国内投资：
原文
今天的分享内容主要是回顾，展望部分较少。因为我们习惯于从更长远的视角出发，作为从 Hedge Fund 领域出身的投资者，我们的逻辑框架具有极强的连贯性。
自 2016 年起，我便开始强调世界已发生重大变化。2016 年，美国迎来了特朗普的首次大选，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由此产生了深远变化。过去几年，你们应该已经体会到这一点。
那时，我便有一个习惯，一旦发现投资机会，便会亲自去现场调研。我更倾向于直接与重要人物接触，而非依赖网络信息，毕竟网上的内容并非总是准确的。例如 2012 年，我在日本接触了本森特——他曾是索罗斯基金的实际掌控者，现在是美国财长候选人。
从 2012 年起，我便意识到日本正在发生变革，利率结构和证券市场都将随之调整。今年，日本股市打破 35 年的僵局，创下历史新高。这正是“信息差”的体现：很多人无法从传统经济数据中看出这些变化，陷入惯性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存在于个人，还在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中。许多人依然执着于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不增长也可以让利益分配更加公平。重新分配而非单纯追求增长，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路径。
过去 40 年间，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美国、日本及东南亚的经济模式都在变化，资本运作的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如果你依然坚持过去的思维方式，就很难理解当前的全球经济动态。
总之，一切随缘。理解与否无关紧要，能理解的人会早些领悟到这些变化，并因此抓住投资机会。
最新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重新当选，但与 2016 年不同的是，他更加右翼化。2016 年，全球发生了政治巨变，本质上是逆全球化和右翼化的兴起。那一年，我整理了一本书《见证逆潮》，但由于各种原因，原书稿未能完全出版。书中涉及了全球大类资产顶层逻辑框架，其中，最底层是各类资产和市场，包括房价和股价等；稍上层是宏观经济，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投资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随着宏观经济意识的提升，中国的金融市场也逐步从“擒龙大法”转向更加注重市场和经济体系的运作。现在，我所在的团队，虽然不隶属于学术界或政府，但我们的视角和理解往往更为市场化。
最近，在 Fox News 上，本森特与诺贝尔经济学家就关税问题展开辩论，市场角度与学术界的理解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实际的政策效果上，而不仅仅是理论争论。特朗普目前的团队，几乎是实权派，右翼化趋势没有任何牵制，这意味着未来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在全球政治中，最顶层的因素是意识形态的变化。从大萧条到二战后的经济周期，全球政治从极端右翼到中右、中左，再到近几十年的极端左翼，再到现在可能的右翼回归。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最终会影响经济和金融市场。
我常提醒大家，在研究世界经济时，不要盲目做简单的对比，很多报告的对比只是为了凑字数。真正重要的是理解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政治、经济和金融市场。我们不需要过多关注顶层动向，因为过去百年的政治方向已经相对稳定，但这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以美国为例，Ray Dalio 在其关于债务危机的著作中提到，利率曲线反映了经济的基本面。历史上，利率的低点通常与战争的爆发相关，因为利率的变化直接反映了贫富差距。低利率通常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而高利率则有助于缩小差距。
近年来，全球的利率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国正从高利率走向低利率，而西方则反其道而行之。关键不在于具体的利率数字，而是利率是否会再次回到历史性的低点。例如，特朗普时期，利率政策可能出现意外变化，这提醒我们未来利率的调整将不再像过去那样维持在低位。
对劳动者而言，利率的变化至关重要。如果利率的上升源于劳动收入的增长，这通常是积极信号。而若利率过低，则可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的结构问题，特别是资本杠杆的依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从社会政治层面来看，贫富差距的极端化最终会引发社会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影响经济，也会影响政治和意识形态，甚至可能导致战争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 2016 年开始，全球化和左翼化的趋势已经发生转折，世界逐步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周期。
在中国，虽然面临国际压力，但国家始终坚持包容与融合的发展道路。中西方的左右翼概念存在差异，这对于理解国际形势至关重要。随着全球右翼化趋势的上升，尤其是保守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的蔓延，全球经济也面临更复杂的挑战。资本流动、税率问题等都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关注焦点。
作为全球投资人，我们应该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左翼与右翼各有其优缺点，理解这一点对于根据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灵活调整投资策略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既有外部压力，也涉及内部问题。许多人关心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若从居民角度看，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但从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国际局势来看，两者差异明显。因此，将两者直接对比并无太大意义。
以巴菲特收购日本商社为例，许多人关注这些商社的资产，但本质上，巴菲特是在参与日本过去 40 年积累财富的再分配。这种投资方式反映了参与财富分配，而非追求经济增长的逻辑。日本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有重要启示：当经济增长放缓时，财富的分配方式比增长更为关键。
回顾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观察，2020 年疫情后，我曾指出中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问题，这一点比市场乐观的预期更加符合现实。尤其在经济收缩的背景下，最先受影响的是底层群体。例如，许多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员的增加，其实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萎缩。这与经济扩张时期的消费升级形成鲜明对比。
调研方法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在判断美国通胀影响时，一些人仅凭局部样本得出结论，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差异。例如，部分人因生活成本上升感到困难，但这些感受并不代表整体经济的真实状况。
调研样本的选择至关重要。在底层群体受冲击时，宏观经济数据的波动往往无法真实反映生活成本。例如，广州的网约车司机吃隆江猪脚饭，而北京的司机虽然午餐便宜，但可能含有冻肉，这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消费结构差异。中国 CPI 无法充分反映百姓真实生活成本，因为宏观数据往往未能揭示底层群体的需求变化。我们不能仅依赖数字，需要关注需求本身。
自 2019 年起，中国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尤其在今年形势愈加严峻。我们曾在 8 月和 9 月调整策略，因为许多人未能及时认识到经济下行的风险，国内经济问题被视为禁忌讨论，导致信息反馈扭曲，甚至误导决策。这种思维惯性使得关键时刻的反馈变得失真，从而影响政策和市场决策。
2019 年已显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且在 2023 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挑战。在我提出“对冲”而非“解决”的政策建议时，社会普遍处于“我们很好”的自我安慰中，但这一幻觉最终无法掩盖现实。政策效果未达预期，经济困境的根源在于需求的复杂性，涉及中短期与长期因素。
人口问题和老龄化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变量，尤其与中日韩的挑战密切相关。西方经济研究聚焦移民政策，而中国则面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些国家的发展起点和历史背景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模式，不能简单与北欧做对比。因此，对中国经济的理解，不能局限于表面数据，还需深入考虑社会结构与政策的长远影响。
首先，我不使用 CPI 这一指标，因为它包含了太多与有效需求无关的因素。从 2007 年开始，我们关注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通胀率，主要关注的是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的闲暇消费。有效需求的好坏直接影响消费价格，而这反映了经济的真实状况。
2019 年是中国经济的高峰期，此后总需求持续下滑。2023 年 10 月，数据已显示有效需求为负，意味着中产阶级开始节衣缩食。这一变化虽然没有立刻体现在宏观数据中，但从底层群体的消费已经可以察觉到。随着中产阶级的收缩，经济压力加大，消费市场的萎缩将对整体经济带来致命冲击。
底层民众的需求变化较为缓慢，他们的消费习惯未受到较大影响。而中产阶级的收缩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尤其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开始缩减，直接影响到市场需求。
在投资方面，结构性行情显著，市场对政策和经济变化的反应非常精准，而非单纯的指数涨跌。近期的经济下行及行业竞争也反映在 PPI 数据中，当 PPI 为负时，意味着企业正在经历价格战，导致利润缩水。
中国经济过去 20 年的稳健增长得益于庞大的内需支撑，特别是 80 后这一代人。他们不仅能够花费当前收入，还能依赖过去积累的财富和未来的杠杆资金。80 后的消费能力支撑了中国的内需，也是中国经济的坚实后盾。
当前，政策如房地产放开、限购放宽、消费补贴等类似于 2008 年的刺激措施，但这些政策是否还能产生 2008 年的效果？我明确告诉你，回不去了。
有一句话误导了公众：“内债不是债”，但本质上，所有国家的本币债务都等同于对本国居民的征税。税基是人口和收入的综合体现，若人口不增、收入不增，唯一的选择就是提高税率。因此，债务的根本是税源。中国化解债务的方式就是通过提高税率、增加人口或提高收入。
政府债务驱动的投资行为，只要能收税，就能推动相关投资。2008 年高铁项目的讨论就表明，成本核算不仅仅是直接税，还包括通过土地开发等方式获取的间接税。中国政府通过间接税收来补贴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基础设施项目需要依赖城镇化的原因。然而，这种方式在如今已无法继续依赖，税源已经消失，尤其是在年轻人不愿生育的情况下，税基进一步缩水，未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无法持续。
随着人口拐点的到来，老龄化加剧，年轻人不愿生育，税收压力急剧增加。解决方案可能是通过“国际化”征税，实际上就是通过全球市场来增加税源。企业的税收最终会转嫁到居民身上，这种方式通过通胀或提价将债务压力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然而，目前 PPI 持续为负，企业的税收难以收上来，陷入恶性循环。
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PPI 为负并非市场化竞争的正常结果，而是反映了企业税收无法正常转嫁，造成经济困境。若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未来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回顾 2011-2015 年的周期，2008 年 4 万亿基建刺激政策一度激发了需求，但如今，这种政策已不再有效。曾经的加杠杆刺激经济策略，如降首付、低利率等，已经无法再打动当前的消费者。现今，年轻人并不缺那 10 万块的首付，而是缺少那 40 万的总资金。
加杠杆和消费是两回事，经济应降杠杆，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实实在在减轻家庭负担。而过度依赖杠杆刺激，最终会带来危机。供给侧改革的初衷是去除过剩产能，但当需求不足时，企业的恶性竞争和内卷只会加剧市场的不稳定。许多企业老板需意识到，中长期内有效需求将持续收缩。
过去，过剩的市场竞争中，消费者能通过加杠杆支撑企业利润。但如今，这条路已经走不通。若国内需求不足，企业必须寻求海外市场，也就是“出海”。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想不想和能不能将成为企业的关键问题。
当前的经济问题是供给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解决之道在于提振内需。内需的核心是再分配，特别是政府与居民间、贫富间的财富再分配。如果不采取措施，可能会步入类似日本的长期经济困境。
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代际分配，而非单纯增长。增长而不分配，只会加剧贫富差距。在股市中，若公司不分红且无增长，最终结果将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股市、房地产的财富效应依赖于收入增长，但若没有持续的收入增长，最终将导致经济失衡。
房产和股市的换手交易，实际上是通过未来收入的折现方式进行财富转移。这种交易会加剧债务负担，并导致消费衰退，最终引发经济下行。房产的长期上涨根本原因在于年轻人有购买力，杠杆效应支撑了房价的上涨。
2019 年后，经济逐渐回归到真实收入水平，房地产和股票的财富效应已经不可持续，因其背后依赖的杠杆和债务在当下已无法支撑。因此，我们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机制和结构性改革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有些研究员认为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低于海外，但这只是数字上的差异。中国的杠杆缺乏高福利的支撑，实际压力较大。当前杠杆率已接近极限。过去 20 年，资本市场一直在交易中国消费升级，尤其是 80 后加杠杆消费的周期。但从 2019 年起，消费出现结构性变化，尤其是年轻人消费习惯发生显著改变，价格敏感度提高，消费呈降级趋势。
中国资本市场对经济变化的反应非常敏锐，许多行业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新能源汽车是否也会步其后尘仍待观察。目前唯一还在扩张的行业是半导体。房地产、食品饮料、消费零售等行业已经结束了其黄金期。
中国的经济与政策密切相关，市场走势往往反映政策导向而非纯粹的经济基本面。政策往往在经济下行时加大干预，推动市场回升，但过度干预也会导致市场泡沫的破裂。例如 2015 年股市狂热时，政府政策推动市场上涨，但一旦杠杆撤回，市场就会崩溃。
在中国，投资者需关注政策的导向，特别是行业是否具有国家主义意义。产业政策往往偏向国家主义，政府支持的行业在政策保护期内表现较好，但保护期结束后，企业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导致产业过剩和 PPI 负增长。
新能源车等行业的渗透率提高，但相关股票却下跌，反映出一个常见的误区：投资者忽视了政策投资的脉搏。行业成熟时，利润空间已经压缩，真正赚钱的时机往往是在行业尚未完全放开时。
中国当前正面临一个大周期的末端，供给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政府曾采取过扩招大学生等手段缓解失业率，但这种方法无法长期奏效。随着供给侧改革深入，债务化解成了核心问题，如何通过有效的债务管理来解决这一问题，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低利率和财政扩张导致的汇率波动是新兴市场普遍面临的挑战。中国虽然也希望通过类似美国和日本的低利率、财政扩张策略来稳定汇率，但现阶段无法做到极低的利率或大规模的财政扩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利率、汇率和财政政策之间找到平衡。
随着国际局势复杂化，全球资本市场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战争风险和脱钩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