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配失衡与青年信心危机的恶性循环
一、财政管理的系统性失序
2024年审计报告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2023年整改6540亿问题资金，但新问题更加严重。23省47.7万困难群体社保被黑掉，21省250万失地农民养老补贴遭克扣，13省直接挪用406亿养老基金填财政窟窿。这些"账上存款实为棺材本"的烂账，暴露了财政管理的系统性失序。
财政收入征收存在"过头税费"889亿，2.1万家企业被克扣2806亿减税优惠；财政支出固化问题突出，376亿资金按历史基数瞎安排；转移支付分配混乱，人为调整、重复分配导致资金错配；专项债监控形同虚设，9省违规举债20亿，7省虚报支出464亿，92个地区挪用652亿。
民生领域的乱象更令人震惊：2429所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不达标，养老保险基金被挤占挪用414亿，高标准农田建设大面积造假，惠农补贴被基层干部冒领2300万。国企央企财务造假、投资失控、资产闲置成常态；地方债风险持续爆雷，9省新增隐性债务，6省虚假化债23亿；金融系统还在顶风作案，6家银行违规投放房地产贷款210亿。
二、分配不公与居民部门的消极互惠
这种财政分配的不公，在行为经济学中可以用"最后通牒博弈"理论来解释。当A（政府）作为提议者，B（居民）作为接受者时，如果A在分配上过于偏袒自己，B即使损失净增利益也会否决不公平的分配，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消极互惠"。
在真实经济运行中，新增的财富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以债务的名义让居民部门承担经济成本。当居民发现自己在分配中被过度压榨时，就会产生消极互惠的念头。政府竭力隐藏分配优势和各种数据，但隐藏本身就会产生另一种不信任。
数据不透明不仅是一种腐败，而且会深深影响经济中的每个个体。当居民部门不贷款抗税时，实际上是在用消极互惠的方式反制宏观的胡闹，以自己付出成本来使经济付出更大的成本。
三、内需疲软与刺激政策的失效
所有专家都发现刺激消费的政策卵用没有，老百姓兜里没钱才是通胀躺尸的根源。年初李迅雷喊出口要崩、郭磊吹海外能救命、邢自强赌政策大放水，结果年中全被打脸——出口没死透但内需烂得更彻底。
地方政府还在撒币搞基建，就业社保稀烂让老百姓不敢花钱，家电以旧换新这种补丁顶个屁用。问题的根源在于，居民部门的就业收入预期、消费者信心预期持续下滑，这其实挺严重的。
四、教育内卷与就业压力的恶性循环
教育内卷可以从两个数据中反映：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家长的教育投入成本。2022年国内高中生的周学习时间为59.7个小时，比上班族还多出了11个小时，中学生周学习时长也高达55.2小时，小学生也有46个小时。这个数据在全球都是极其恐怖的，不但挤占了学生本应有的休息和自主探索时间，也使得从小该建立的伙伴关系变得更淡漠化、功利化。
充足的休息时间是孩子身心健康的重要组成，但小学生平均睡眠时间仅为7.56小时，甚至高中生的睡眠时长还不及上班族。中科院2022年的报告显示，参加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4.8%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即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有抑郁的可能性，其中4%为重度抑郁风险。
从家庭教育负担平均水平来看，教育支出约占家庭总支出的15%，这个比例比日本的3%和美国的2%高出不少。很多家长宁可省吃俭用，压制其他消费，但在教育投资上的钱确实很舍得给，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五、就业结构失衡与年轻人困境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如此重视教育？因为能考上一所好学校，意味着未来能有一份好工作的概率提升。它背后折射的是社会环境的一种大众默契：好工作等于好生活，而现实是好工作是稀缺的。
2023年的数据显示，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远高于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差不多是1.8倍，而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数只有私营单位就业人数的一半左右。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员工总数相加大概在8100万，三资企业加起来员工数只有2000万。由于外部环境变化，从2016年到2023年，三资企业的就业规模总共少了600万左右。
近3/4的受访者第一选择为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但第一选择的就业规模实际增长了742万，而同应届毕业生总计7000多万，也就是大部分人其实无法如愿。私营企业雇佣相对不稳定，不仅需要更卷地投入时间精力去竞争，还面临着35岁被优化的担忧。2015年大家一周只要工作45.5小时，而到了2023年，大家却要工作49小时。
六、婚恋观念的经济化与生育意愿下降
社科院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大学生认为结婚不重要，有将近60%的受访者认为孩子也不重要。国内的生育意愿甚至比韩国还要低。
公积金年报显示，单人申请的占比逐年上升，从2020年的48.3%到2024年的51.5%，对应目前25到29岁未婚率高达51.3%的现状。为什么大学生超过一半的人觉得结婚不重要？因为他们正在考虑的是如何自己谋生的问题。社会潜规则告诉年轻人，如果你没有一份好工作，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你在婚恋市场上是得不到满意的配比的。
金融时报的报道深刻指出，目前国内女性是婚恋成本唯一一种投资，而投资就会期待回报，这个回报就需要男性买单，而关键是很多年轻男性无法在30岁之前积累起足够的买单实力。2024年，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78.4%的受访青年表示住房压力大，其中男性和在一线城市的青年压力更大，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高，意味着年轻人获得婚恋入场资格的门槛更高。
七、财富缩水与信心危机的深化
城镇人均住房资产为72万元，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房价指数，2024年底的全国房价相比于2019年下降了12%，由此得出城镇人均在住房资产上损失了8.52万元的财富，但2020年至2024年的人均净收入总计才只有7.89万，要低于大家的损失。商铺在2019年的户均值是21.6万，人均为8.24万，商铺价格在最近5年大概跌了近四成，人均资产又损失了3.2万元。
一边是一线城市很高的房价收入比，另一边又是很多存量资产财富的打折，越来越多人不再相信政策的有效性。信心游戏宏观要善用，不然一次失信要换来终身失信。2015年的股灾，近几年的房灾，它所产生的成本并不只是存在于韭菜的心理，而是会外化到经济数据里，外化的越多，需要遮掩的数据就越多，有些停止，有些修改口径，但这并改变不了实质。
八、恶性循环的破解之道
金融最怕挤兑，经济最怕抗税。年轻人无奈躺平，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动物精神，主动想躺平，而是因为他们对管理层信心丢失了，他们认为自己在各种宏观叙事中被欺骗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开始反制宏观的胡闹，以自己付出成本来使经济付出更大的成本。
最好的降低成本的方式就是透明，让居民部门可以看到真实的分配情况，然后就会从消极转为积极。这玩意说白了其实很简单，也不需要经济学家反复对着每月的数据念经，然后给出各种荒了大唐的建议。毕竟天地之间有杆秤，当居民部门不贷款抗税，是不是本来就不该用这个来征税和填充GDP呢。
要修复居民部门的信心，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但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分配的透明化和公平化问题，否则这种恶性循环只会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