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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新规的涟漪:从财政赤字到就业市场的连锁反应

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如同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激起的涟漪正从财政水面,层层扩散至企业运营与个体就业的彼岸。这背后,是财政补贴下的社保巨额缺口、日益加深的老龄化趋势,以及宏观经济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艰难抉择。

一、一个关于“电费”的寓言

故事始于一个刚刚通电的村庄。尽管每户每月需额外支出 100 元电费,但生活的便利让村民们欣然接受。一年后,电力公司以一系列理由宣布提价 2%,大家也未有异议。然而,村民老张酒后吐真言,道出了一个秘密:所谓的“提价”,是为了填补少数人免费用电的窟窿——“1000 个 2%就能负担 20 个家庭不用付电费”。

果不其然,第二年电费上涨 3%,第三年更是毫无理由地猛涨 10%。当涨价触及多数村民的底线时,大家却已离不开有电的生活。老张再次在酒后透露,这次涨价是为了“补窟窿”,因为有人不满足于免费用电,开始从中牟利。这个故事,为我们理解接下来的话题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

二、社保新规背后的财政真相

社保缴纳的“三方关系”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明确指出“依法参加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任何豁免缴纳的约定均属无效。这一规定,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雇佣关系,扩展为了包含国家在内的“三方关系”。自 2019 年社保费划归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以来,这一原则便已确立,本次司法解释更像是一次强有力的重申与提醒。

财政补贴下的社保赤字

为何要如此强调社保的强制性?答案隐藏在财政决算报告中。

以 2024 年的数据为例,社保基金获得了高达 2.68 万亿的财政补贴。若剔除这笔补贴,社保基金的真实收支将出现 1.4 万亿的缺口。回顾 2013 年至 2024 年的 12 年间,财政对社保的累计补贴总额高达 20.5 万亿。如果没有这些补贴,社保体系将累积产生 10.2 万亿的赤字,其账户结余或将在 2020 年就已清空。

那么,这些补贴具体流向了何处?参考 2023 年的社保明细表,超过七成的财政补贴流向了养老金,其余基本进入了医保基金。

  • 养老金补贴分析:养老金体系内部分为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和机关事业单位三类。若撤销财政补贴,当年赤字规模最大的将是机关事业单位,总额高达 5500 亿。值得注意的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参保人数预估仅 2000 多万,而城乡居民参保人数则有 1.72 亿。这意味着,前者的参保人数仅为后者的约七分之一,但其获得的人均财政补贴却远超后者。
  • 医保补贴分析:在医保领域,情况则相反。高达 98%的医保补贴流向了参保基数庞大的城乡居民。

三、宏观经济的困境与抉择

加速老龄化与预防性储蓄

长期依赖巨额财政补贴是否可持续?答案并不乐观。广义财政能够复合的债务空间已十分有限,尤其是当我们将国内快速老龄化带来的远期债务考虑在内时。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这对社保的长期收支平衡构成了巨大压力。

这种宏观层面的担忧,正转化为居民微观层面的行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担心未来保障不足,而选择不缴纳社保,转而依靠个人储蓄来规划养老。这种心理投射在居民定存率与老龄化的对比图上清晰可见:当预防型储蓄意愿抬升时,必然会挤出消费开支意愿

7 月份央行公布的金融数据为此提供了佐证:新增人民币贷款出现 20 年来的首次下降。这表明无论是居民部门还是企业部门,举债的意愿都在显著降低。个人担心失业,企业担忧利润,对经济的体感趋于一致。今年的失业金领取规模也达到了 2020 年以来的最高点。

宏观调控的两难选择

面对社保缺口扩大、预防性储蓄增加、广义税收收入下降的连锁反应,宏观调控面临两难抉择:

  1. 以收定支:降低财政支出,但这可能意味着接受 GDP 增速的下行。
  2. 保持支出,逆周期调节:维持甚至加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但这将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无论选择哪条路径,广义政府的债务率都将抬升,未来的付息压力也会随之增加。为了规避这一结果,政策制定者只能在“降低利率”和“增加收入”两个方向上想办法。

  • 降低利率的约束:降息受到资本博弈的限制。若内部无法形成有效的套利机制,资本便会外流;而若将流动性强行锁在内部,又可能推升资产价格泡沫,恶化结构性问题。因此,当前更倾向于采取“精准降息”,如针对消费和服务型企业的贷款贴息。
  • 增加收入的路径:增加收入无非是设立新税种或加强现有税种的征管力度。不同的政策选择,意味着不同群体将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

四、政策影响的博弈与前瞻

社保新规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回到最高院的社保新规,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尤其是对那些此前通过“擦边球”方式规避社保的中小企业。

学界对此已有深入研究:

  • 中国社科院的一篇论文指出,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的加重,对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和低工资企业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研究显示,社保缴费率每上升 6.45 个百分点,可能导致工资水平下降约 11%,就业人数减少 2.3%。
  • 另一篇发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结论相似:社保缴费率每上升 1%,就业人数平均下降 0.8%。

在企业利润率承压的阶段,任何成本的波动都极易传导至居民的就业预期。

政策的初衷与现实的博弈

从积极的方面看,机构测算,社保新规有望为全国社保基金新增 8700 亿至 1.7 万亿的资金流入,这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这一测算的前提是失业率不能大幅增加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连锁问题:岗位供给的减少是否会让年轻人就业更难?就业难是否会进一步拉低本已不佳的婚育率?这与近期刚刚萌芽的“生育补贴”政策,显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冲突。

近期市场传闻将动用 3000 亿资金收购房地产库存。这笔资金,对于庞大的房地产库存和确定的人口周期而言,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亟待支持的生育补贴和居民保障而言,却是一笔巨款。资金究竟应该投向自然的需求侧(如民生保障),还是计划的需求侧(如房产去库存),这背后反映了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考量。

最终,这场博弈将在“一方精于计算”与“另一方算了,不想算了”的无奈中继续。而对于普通人而言,政策的每一次转向,都深刻地影响着其劳动收入与生活成本。